越族是我国古代的一个族群，由于聚落纷繁，汉文古籍中，将他们称为“百越”，百越族系因此而得名。现在的布依族、侗族和水族，在文化渊源上互为同源民族，而且，他们都是古代越人之后裔。
秦汉时代，百越各部散居在珠江下游的滨水地带。公元前三世纪，秦王朝对南越用兵，为了军粮运输和兵员补给方便，修筑了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，从此，沿湘江和漓江长驻军队戍守，逐步形成了众多的汉族居民点。早年定居在湘江和漓江沿岸的百越各部，逐渐受到汉族居民点展拓的影响，曾与秦军发生多次武装冲突。被秦军打败的百越各部被迫溯江向贵州腹地展拓，他们的分布重心也逐步转移到都柳江、洪江和清水江中游河谷地带。古越人的这些部落，就是贵州今天侗族和水族的先民。
古越族早期建立的地方政权——夜郎
沿珠江干流分布的古越族各部，进入贵州腹地更早。据《史记》载，公元前三世纪以前，他们已经溯源进入了北盘江河谷，并在北盘江河谷建立了一个地方政权——夜郎。汉武帝对南越用兵时，曾经派人与夜郎联系过。南越平定后，汉武帝正式封夜郎首领为王。这一部分百越部落与今天的布依族文化渊源关系十分密切。
公元前三世纪的古越族，是一个典型的滨水民族，他们靠水上捕鱼和陆上的狩猎采集为生。为了适应水上生活的需要，其习俗也形成了一系列相应的特点。他们断发纹身，居住在干栏式的住房中，这种住房是将木桩打进江湖底部。然后，在木桩上架设住屋，进出房舍凭借舟船或楼梯。古越族的这些习俗，对今天的侗族、布依族和水族习俗都有着深远的潜在影响。
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六世纪，汉族的政治中心偏处北方，与古越族各部的关系不很密切，这期间有三件事表明汉族与百越的联系交流：
其一是东汉光武帝即位时，夜郎旧部曾派使臣上表东汉朝廷，表达愿意归顺的意愿。《后汉书》记载这一史实时，提到了龙、付、董、尹等大姓，这些姓氏也是今天布依族的大姓。
其二是东汉初年，马援对安南用兵，曾缴获了大量的铜鼓，这是南方民族使用铜鼓的较好早记载。今天，布依族和水族仍然酷爱铜鼓，正是古越族这一文化特征的遗风。
《魏书》《僚传》对当时的僚人习俗有详实的记载
其三是《魏书》中有《僚传》，对当时的僚人（即越族的后起族名）习俗有详实的记载。《僚传》明确地告诉我们，溯源深入贵州的古越人各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一一僚族。僚族的习俗，除了承袭百越习俗以外，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，比如酷爱吃狗肉，人的姓名以“阿”字开头，他们能够潜水用刀刺鱼等等。这些习俗，在今天的布依族和水族中仍能明显地看到。
公元七世纪，唐朝统一了全国，贵州的僚族各部纷纷表示归顺，唐朝政府将他们的领地设置为州郡，仍用僚族首领为地方官。当时主要的僚人部落有：东谢、西赵、牂牁（zāngkē）、南谢等。据《旧唐书》载，当时僚族已经按家族关系结成了众多的聚落，将山区的河谷坝子开辟为稻田，并掌握了插秧技术；他们举行婚礼时，要用牛和酒作聘礼；生病时要举行宗教仪式驱鬼疗病；他们爱铜鼓，把拥有铜鼓视为权力的象征；他们的居住特点仍然是干栏式住房。由于当时稻田农业的发展还十分有限，因而，必要时还得进行狩猎和采集，以补充粮食的不足。
唐代，僚族将山区的河谷坝子开辟为稻田，并掌握了插秧技术
十世纪时，北宋统一了全国，黔中地区的僚族曾派使臣到开封朝贡，并带去了一个牂牁歌舞队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，当时黔中的古僚族被称为“番”。按照家族聚落结成的“番”有很多个，其中较好出名的五个，合称“五姓番”。必须指出，“番”按当时的汉语读音，应读为“播”，这个字是布依族自称的音译。《宋史》将黔中各部合称为诸番，标志着汉族已把他们看做是一个单一的民族，而不再视为僚族的一个部分，因此，“诸番”这一名称的出现，标志着布依族这一民族的确定。
由于宋代在布依族地区仍然实行羁縻统治，凡是与朝廷没有发生朝贡关系的，当时的汉族政权不可能了解，也不可能在文献中反映出来。《宋史》所载的“诸番”，仅是当时布依族的一个部分，即今布依族中自称为“布依”的支系。（未完待续）
水族和布依族都是云南少数民族，他们的饮食文化，服饰，民居民俗都差不多。应该是一家